《百年思索》

我明明是偏左派的，但當讀到百年思索中述及右傾日人，對無法拋棄歷史包袱的江澤民作出了批判時，我卻少了左右對立時典型會出現的敵視激進的情緒。我並非完全忽略了歷史的影響，也非蓄意與中國共產黨反向。反而是我明白江澤民的堅持，並且輕視部份自以為是的日本角度，甚至說是「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大江健三郎,1990法蘭克福書展)，無論日本現今政體是否與我們相附。

另外一點，也是我自稱為「新左派」的那點，就是我不激進，因為激進往往伴隨盲點、盲目。江澤民在訪日時的固執責日行徑，並沒有為他解決問題，反致日人、日系形成厭中派。相對而言，文春系、勝共系、朝日系及產經系等，利用媒體對中共的代表者進行反駁及不以為然、毫無試圖反思的態度，不禁令「日本對歷史罪責的自欺心態」這句批判性十足的評論順耳了許多。

西方學者認為，日本社會秉持的是「恥感文化」，使日本人講究禮儀和卓越；而西方因宗教昇華意識的「罪惡感文化」，使西方人痛苦地自省。因此，日本人從未知行合一的向二戰受害國，中國，做出道歉和補償，不能說日本人「無恥」，而是日本社會對自身罪惡懲處的敏感度不夠。

南方朔說「日本戰後迄今，可能曾富裕過，也可能被人羨慕過，但它卻從來即未被人尊敬過，原因就在於日本缺乏了那種自我洗滌的悔罪意識，繼續它的優越與傲慢。」

江澤民代表的是一個對自己人民開槍的共產政權，雖然中共犧牲了人民的民主自由，但無可否認的是，它帶領了中國建立主權、創造繁榮，超越因過度民主、爭議繁雜而群眾無首的所謂的「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合國」。

十二歲的，偏激思想的，我，一定不會相信三年後的自己竟在兩邊拉扯的政治光譜上，朝共產思想輕輕地踏出了一小步。我只能說，改良馬克思主義的法蘭克福學派是我的理想，其中主張的菁英政治，和柏拉圖在國家篇中提出的賢人政治不謀而合。

很多人對我說，『你，很主觀』。主觀，不能跟偏激劃上等號。所謂的主觀，是在了解過所有立場的正負效益之後，做出一個他認為睿智的選擇，堅持、熱愛，為自己的選擇負責。所謂偏激，可能基於環境節奏迫切等影響，導致個體在完全了解對方立場前便已經下定論，偏見判斷。希望那些說我主觀的人，真心的了解這兩者的差異，也希望他們了解這兩者的異同之後，同樣的告訴我，『你，很主觀』。

那天，我參加人文社會科學營的行前會，這個營隊注重的是獨立思考與團隊討論，所以我欣然前往。行前會中，學長姐安排了兩場演講，上午的演講主要著重於學運思維的介紹，下午的演講在於講解左右翼的歷史沿革與對這塊土地在不同時期的交互影響。兩場演講都開放學生問問題，可惜，我想到的總是些形而上的疑問，無法以標準答案解釋，只得自己探索，儘管如此，那段時間內的提問依然熱烈。(雖說大部分都只是重複講者的言論，問些講者已經申論過的問題。)下午的那場，開放問題的時候，有位女孩，走到台前，拿起麥克風問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令講者蹙眉不解、令我翻白眼翻到眼側的韌帶疲乏，我大概忘了完整的問題，一來是因為這女孩吱吱嗚嗚說過的話說了又說、重點不明確，二來是因為這又是一個馬上被我過濾掉，而傾瀉出另一邊耳朵的言論。但我記得很清楚，她令講者幾乎笑出來的部份，她說她的朋友是很崇拜希特勒，接著又說到什麼她朋友支持共產主義，(中間的連接廢話被我過濾掉了，但無論我是否記錄下中間的連接廢話，她這樣將兩個對立主義歸論在同一人的立場下，都顯突兀。)當講者終於接過麥克風，他盯著桌角想了兩秒，抬頭對這女孩說『你確定你朋友崇拜的是希特勒?』，這正，是我想問的話。 這是偏激，還是愚蠢，我不清楚。

當國內記者對訪台的魏京生──大陸的民主運動團體代表說：『魏京生! 你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台灣在民主上的成就比你們大多了! 向台灣學習學習吧!』時，我心頭突然燃起了一把莫名的火。當時魏京生來到台灣的目的是要尋求海外對民主運動的支持，反不受到共同理想者的支持、支持，被無端嘲諷、攻擊，這個現象是我無法明白的。這些偏激份子，將對岸來的人歸類為匪諜、共產走狗，而不去關心魏其實和你們這些民粹抱有的是共同的主義，這是偏激，還是愚蠢，我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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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說，台灣人是自私的? 只顧自己是否民主自由，無視於大陸的民主聲浪? 這樣觀察下來，民主的直接聯想是自由、人權，還是無端叫囂、偏激二分?

我在這樣的觀察中對民主失望，我們國家的社會力量用錯地方了，該用一些新左派思想將這偏向愚蠢的翹翹板拉回平衡了。

如果台灣不是那麼民主，這樣過度言論自由、民粹，我也不見得會被列馬恩托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