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情感的刻畫我是如此地生疏，「你有沒有感性的時候?」我不曾企圖迴避它，也不以理性思維自居而鄙視它，只是把它收到胸前的口袋中。這種私密、丟人的東西，搬上檯面不太好。
Mr.Barnett是個閱歷甚豐的人，廣及自然、人文、宗教、社會、種族…領域。(持續增加中)某次課堂，他聊到他遇到過的女孩子(可想而知應該是「千奇百怪」)、他用過的pick-up lines(這段故事可精采了)…。
把情感赤裸裸地呈現於親密的人以外的人面前的舉動會讓我想到Mr.Barnett遇過的其中一個女孩。在他們第一次單獨出門(Date, 他是怎麼認識這女孩的這段插曲，我無法從我衰弱的記憶中提取)時，他們共度晚餐，在那種氣氛浪漫、輕聲細語的餐廳中，兩人對坐、愉快談天，互相表示好感。而在何等輕柔輕鬆的氛圍下，女孩向僅有一面之緣(SoL：「是這樣嗎? 記憶先生?」艾賓豪：「= =不知道! 但依常理推斷，應該不只一面…」)的Mr.Barnett掏盡心肺中苦事，兒時如何差點被爺爺侵犯…。
Mr.Barnett心中呼喊著：「這個夜晚麻煩趕快結束吧! 我要回家!」一面禮貌地不將心聲表露於顏色地送女孩回家，正當Mr.Barnett轉身離開，猜想女孩該已走入大門，於是準備卸下戴了一晚的面具、鬆口氣時，女孩對著背影叫住了他，說了句「我愛你!」
在女孩子的家門口。電影般的浪漫情境，完全偏頗的詭異情節。
常常讀到一些陌生網誌上的「心路歷程」或「心情小語」，便想起這女孩「撈心掏肺」的枯索陳述加上「啼血泣淚」的激動補述，感覺乏味而暴露(Enzo：「像沒品味的便宜三級片XD?」)。
這是我不打「心情換行文」的主要原因之一。我正視情感的意義與重要性卻鄙視自己的情感。當情感重疊相似，而沒有更深刻的突破，那何勞攥文徒增混亂? 是呀，我之中(榮格：「你的內心世界!」)還未出現何等深刻動人的情感。
龍應台的《百年思索》中有許多我能依稀記得的話語，對我的影響不限於脆弱的文字表面(被艾賓豪摧殘的可憐傢伙!)，其中很多重要的視野，推動我演變成為今日和明日的我。
(有鑑於頹降的記憶曲線，我自網路這個神通廣大的東西節取了一段來自《百年思索》的文字。)
『
對於歷史我是一個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學生。四十歲之後，才發覺自己的不足。寫「野火」的時候我只看孤立的現象，就是說，沙漠玫瑰放在這裡，很醜，我要改變你，因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歲之後，發現了歷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麼過來的，我的興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評，而在於：你給我一個東西、一個事件、一個現象，我希望知道這個事件在更大的座標裡頭，橫的跟縱的，它到底是在哪一個位置上？在我不知道這個橫的跟縱的座標之前，對不起，我不敢對這個事情批判。(這段很棒, 是我所看到現代知識份子所欠缺的, 有些悲哀, 所以我寧可摀住耳朵, 假裝沒有聽見他們的韃伐) 了解這一點之後，對於這個社會的教育系統和傳播媒體所給你的許許多多所謂的知識，你發現，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東西。比如說，我們從小就認為所謂西方文化就是開放的、民主的、講究個人價值反抗權威的文化，都說西方是自由主義的文化。用自己的腦子去研究一下歐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驚：哪有這回事啊？西方文藝復興之前是一回事，文藝復興之後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前是一回事，啟蒙主義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過，什麼叫中國，什麼叫中國國情，就是專制，兩千年的專制。你用自己的腦子研究一下中國歷史就發現，咦，這也是一個半真半假的陳述。中國是專制的嗎？朱元璋之前的中國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國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國，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國又不是一回事的，那麼你說「中國兩千年專制」指的是那一段呢？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陳述有什麼意義呢？自己進入歷史之後，你納悶：為什麼這個社會給了你那麼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訴你他們是半真半假的東西？
對歷史的探索勢必要迫使你回頭去重讀原典，用你現在比較成熟的、參考系比較廣闊的眼光。重讀原典使我對自己變得苛刻起來。有一個大陸作家在歐洲哪一個國家的餐廳吃飯，一群朋友高高興興地吃飯，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離開餐館很遠了，服務生追出來說：「對不起，你們忘了付帳。」作家就寫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讚美歐洲人民族性多麼的淳厚，沒有人懷疑他們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們中國的話，吃飯忘了付錢人家可能要拿著菜刀出來追你的。
我寫了篇文章帶點反駁的意思，就是說，對不起，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異的問題。這恐怕根本還是一個經濟問題。比如說如果作家去的歐洲正好是二次大戰後糧食嚴重不足的德國，德國待者恐怕也要拿著菜刀追出來的。這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是一個發展階段的問題，或者說，是一個體制結構的問題。
寫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覺得自己很有見解。好了，有一天重讀原典的時候，翻到一個暢銷作家兩千多年前寫的文章，讓我差點從椅子上一跤摔下來。我發現，我的「了不起」的見解，人家兩千年前就寫過了，而且寫得比我還好。這個人是誰呢？
韓非子要解釋的是：我們中國人老是讚美堯舜襌讓是一個多麼道德高尚的一個事情，但是堯舜「王天下」的時候，他們住的是茅屋，他們穿的是粗布衣服，他們吃的東西也很差，也就是說，他們的享受跟最低級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當國王的時候他的勞苦跟「臣虜之勞」也差不多。所以堯舜禹做政治領導人的時候，他們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層的老百姓差別不大，「以是言之」，那個時候他們很容易襌讓，只不過是因為他們能享受的東西很少，放棄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今之縣令」，在今天的體制裡，僅只是一個縣令，跟老百姓比起來，他享受的權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紀的語言來說，他有種種「官本位」所賦以的特權，他有終身俸、住房優惠、出國考察金、醫療保險……因為權力帶來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個家族都要享受這個好處，誰肯讓呢？「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麼呢？「薄厚之實異也」，實際利益，經濟問題，體制結構，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樣的行為。
看了韓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兩千年之後你還在寫一樣的東西，而且自以為見解獨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這種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認為其實應該是一個基本條件。我們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過的路，但是對於過去的路有所認識，至少是一個追求。講到這裡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學評論，談個人才氣與傳統，強調的也是：每一個個人創作成就必須放在文學譜系裡去評斷才有意義。譜系，就是歷史。然而這個標準對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毋寧是困難的，因為長期政治動盪與分裂造成文化的嚴重斷層，我們離我們的原典，我們的譜系，我們的歷史，非常、非常遙遠。
』
我常感受到當龍應台讀到《五蠹篇》時當下的感受，那種挾帶著深沉的見解與高明的目光一箭刺向我心的震撼。這些時候我會回頭顧望，先前的我抒發過什麼蠢東西。我不能忍受閱讀我最先提到的那種暴露而平庸的情感(Enzo:「沒品味的三級片，我說。」)，同樣我也不能忍受一個名叫Sol的笨蛋寫些莫名奇妙、小家璧玉的垃圾。
有時候，我的情緒可以almost drown me，淚水面積過了氣管直衝咽喉，嗆得我咳出愚蠢的廢話，才發現，不過是場小雨，稱不上狂風暴雨，輕微得這麼沒有張力，連自己也憾動不成，水庫還不用洩洪呢。還不趕快把淚水給呑下肚，一會兒再從廁所處理掉。
26th of APR-10th of AUG 09
(在此，為莫拉克過境的八八水災的罹難者哀悼，那兩天珍貴的颱風假我放的很心虛。)
S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