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心得報告：《超極資本主義》◎Reich

『多多指教，這是我目前建造最大的工程。

有點類似導讀，涵括全書大意。』

Present
二十世紀後葉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大部分傾向資本主義的國家的人民，讀到共產主義的計畫經濟的時候，往往嗤之以鼻的嘲笑，對於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失策，高傲的頂著勝利的光環鄙視著。但一般人不知道的是，計畫經濟可能，也曾經存在過資本主義的制度下。在哪裡? 世界地圖一攤應該不用找太久，它就在美洲，就是那個強大的令英文風行全球的國家，美國。
那個被本書作者Reich譽為「接近完美的黃金時代」的時期，時間範圍大抵從一戰前十年跨越至其後的戰間期與二次世界大戰，二十世紀之初一直到大約一九五零年代。記得中學的必修歷史科，課本上談到工業革命的篇章一定會伴隨勞資關係的討論，工會在不列顛島和歐陸遂因合法化而萌芽，代替新階級(資本階級)低層的勞工發言。還記得課本如是說，「工業革命雖使勞資關係緊張，但主張推翻資本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並未取代主張勞資協商的工會運動，此時的勞資雙方共生共榮顯然大於階級仇恨」。在這曾存美國的「接近完美的黃金時代」，「工會」是政經社會中的重要齒輪，嵌上「企業」與「政府」另兩大角色，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部門的齒輪便交相嵌崁、三足鼎立、彼此平衡。
工業革命後，此時的工業社會已嘉惠多數群眾，但與今天的財富累積和科技發展相比，顯然還有相當進步空間，甚至資本主義的規模和威力也有相當的進展。現今的生活科技較以往方便得多，休閒娛樂也相對多元且更享受，為何Reich倒說那個方入二十世紀、以現代眼光看似不方便又落後的時代是「接近完美的黃金時代」?
從進步史觀而論，時代不該是往前走，人類文明不該是漸入佳境? Reich站在什麼觀點抒表此一見解?
綜觀二十世紀，科技(各方面的科技，生活科技、通訊科技、國防科技...)進步、經濟成長，人類文明乍看是向前走的，但事實上，科技與經濟成長為公民社會帶來了不少的問題。這些問題持續的時間久的足以進入我們的教科書，寫在示意著車水馬龍的照片旁邊，出現在人們交談嘆息的抱怨中。(所謂的外部成本)貧富差距擴大、就業不穩定、景氣不穩定、環境惡化、影視媒體充斥著性與暴力的內容(ex.某很大)…。

相對應這些現象的言論早已泛盈，公民或悲觀或憤慨的言論反擊，針對政府、針對企業，謾罵政商勾結、謾罵資本階級，抨擊資本主義掠奪、創造新的階級對立，怒斥企業缺乏社會道德良知、不負社會責任…。
這些言論看似無助，部份的它們也了無助益，多數的則太單向，不足構成完整的重要論點。Reich在《超極資本主義》中則表示：「你我都是問題的推手!」不同於一般「人人有責!」的論調的是，他並非以慷慨的大愛氣度與疾呼姿態支持此見，而是以一般人未深入的觀點分析資本主義的趨勢，並追溯此趨勢的動力來源。
在「接近完美的時代」，穩定的寡頭經濟(美式計劃經濟與寡頭經濟將再作說明)創造了為數眾多的受薪中產階級，乃使之始具從事額外的金融活動的資本，中產階級為基礎經濟學中所稱的「家戶」，在產品市場上屬於「消費者」的角色。自中產階級開始從事額外的金融活動──投資──起，就由單純的「消費者」角色變化成為「消費者+投資人」的角色，在經濟體系中成為一股力量。
市場上，「消費者+投資人」非被動的角色。「廠商」積極從事生產的「動作」看似市場的「動力」，然事實上，所謂的「動力」實則來自「消費者+投資人」施予生產者的「壓力」。經濟學的基礎概念圍繞在「選擇」一事上，而表面看似單純的偏好與放棄一舉其實具有很大的力量。「消費者」在生產者間作交易對象的選擇，生產者為追求更多的交易量以獲得更高利潤而在研發進步這方面下更多功夫，希望以比别人更好的產品/服務吸引比別人更多的消費者成為客戶。競爭態勢成形；「投資人」把金錢投入股市，無疑是希望從中賺取利潤，因此會謹慎選擇其欲投資的企業。為求得股東的資本投入以有更多的資源，生產者無不爭相創造更高的營利利益以吸引投資人的資助。而提高淨獲利款項最直接的方法之一便是壓低成本(淨獲利=收入-成本)。這些以「消費者+投資人施加的壓力」為「動力」的驅勢，是超極資本主義時代經濟引擎運轉的汽油。是許多超極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現象下，隱藏的主動力。

而隨著科學技術在歷史背景下繁茂，冷戰時期美俄兩大勢力的軍備競賽促使國防科技有長足的進步，而進步的國防科技終成為我們生活中的科技(通訊科技、電子科技…)的內含(電晶體、光纖、雷射、電子器材的出現與應用)，用於商業用途，而精確化的科技反過來改變了穩定的寡頭經濟。
由寡頭經濟時代進入競爭時代。寡頭經濟的特色是必須透過大量資本的累積才有力量創立企業，(以「廠商」的身分)親身參與市場。而競爭態勢的成形與科技的運用使得原本存在寡頭經濟時代的限制困難度頹降。今日資訊化的創意時代，譬如網拍行業，不用太繁複架設的購物網站對大企業的購物中心能夠形成競爭上的威脅，往往一台電腦與其架設的一個網站便足以構成以「廠商」角色進入市場的所需條件，如此使得市場上驅向進步的競爭越來越強，大企業必須面臨改革與轉型，龐大的規模在這個時代反成為轉型及提升競爭力的拖累，一些相當規模的寡頭企業瓦解或衰退，市場上參足的面孔重新洗牌，邁入多家競爭的時代。脫離寡頭進入資訊化的催化劑是冷戰時期大幅長進的科技，提供新的競爭時代中新進小資本企業競爭的本錢。寡頭經濟之衰與競爭時代之興接著給予「消費者+投資人」更多元的選擇與更進步更有創意的商品/服務。

這也能解釋近年來通貨膨脹之情事不再高調出現的趨勢，產業越趨講究彈性。例如，通訊科技有助於產業公司設立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則是一個高度彈性的部門，接發訂單以高效率處理產業物流，在時效期內提供消費者所求的貨物，並避免囤貨。物流中心現在甚至已使用於第一級產業，透過接訂單後時效內的物流，提高產業效率和產業彈性。工資與價格失控的風險不高，整個經濟體系的生產力與彈性則夠高，而不致於在需求增加時有太大的通貨膨脹風險。

競爭與進步加上「消費者+投資人」的要求下，我們進入低價時代。
這主要是因為生產者為創造最大收益而降低成本，削價競爭以致低價多銷。過去(寡頭)大公司並不把營餘以股利方式分配給股東，往往留下獲利，再投資於工廠和設備，以追求更大的規模經濟，為股東創造資本利得，並把剩下的大部分盈餘分配給員工。這是過去社會性協商結果的一部分。一九七零年代後，儲蓄者變成投資人。如此「企業」與「工會」的協調模式已改變，企業的成本數字面上，最大的值往往在於員工的支出，因此此年間企業逐漸增加對員工的薪資或人員數刪減的情事，這種態勢「工會」也無法挽回。此時「企業才能」開始受到企業界的重視，企業多爭相砸重金聘請「明星CEO(企業執行長)」，期待CEO的企業整頓能頓時顯著低減少企業的花費與增加利潤，企業間儼然出現戰間期的德國與義大利的政治傾向，有所謂的「強人需求」，這些強人代替企業股東「易耨」，進行強勢的「改革」，達成企業效求。但由動力分析可以推知，過去幾十年間，這些情勢追本溯源其實是導因於消費者和投資人追求最好交易所帶來的壓力，然其結果卻使受薪階級本身蒙受不利。
企業執行長爭相迎合消費者和投資人的需求(一方面追尋更實惠的交易+一方面對企業股價施壓→企業競爭↑)，代替消費者和投資人刪減了企業成本。

此時經濟力量明顯轉傾於消費者和投資人手中，超極資本主義取代民主資本主義。

『
銀行顧問富拉許(Edward E. Furash)：「從單純的儲蓄者的變成投資者，我們即將變成激烈競爭投資人資金的經濟體系。」
』

＊

企業之間的戰局並不受限於政治與經濟的交界，人們所謂的「官商勾結」是當這界線不明時的典型結果。為什麼會有「官商勾結」的情事? 若從原動力分析的角度試圖去回答，簡潔地一語以蔽之，眾多企業為滿足「消費者+投資人」施予的壓力而在市場上生存，不惜將金錢投入政壇，以爭取比對手更大的競爭優勢。
超極資本主義的擴展並未停止於經濟和政治的人為分界線，在「消費者+投資人」的驅使下，現代企業無不盡一切必要手段以獲得競爭優勢，包含進入任何可以爭取到競爭優勢的戰場。流向政壇的錢之所以越來越多，導因於供給(能夠造成優勢的政策)與需求(企業對於競爭優勢的需求)不平衡，就像一場軍備競賽，某個競爭者付越多錢取得管道，對手也必須付更多的錢，來加以抵制。

『
波地麥登(Podesta Mottoon)首席顧問麥道克斯(Lauren Maddox)：「政策流程是市場戰場的延伸。」
』

我們身為公民的聲音如今越來越難被世界各國首府聽到，並不是因為大企業變成力量更大的獨佔者，而是企業間的競爭變得更激烈。企業進入政壇是為了取得或維持勝過對手的競爭優勢，結果企業競爭商業利益的吵鬧聲大到幾乎淹沒了所有對大眾福祉的認真考量。
公民的聲音被淹沒，也沒能以消費者與投資人的身份出頭造成改變，因為在政治領域的競爭跟在市場上的競爭不同。政治領域的競爭並不會促成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服務，或是更高的報酬，只是會促成有利於在政治上更具影響力的那個陣營的新立法與規定，終使得某些消費者或投資人獲益，其他人成為輸家。
隨著競爭越趨激烈，進入政壇的成本也不斷升高。因此過去為公民關切議題發聲的機制已經失去力量。工會組織現在仍然存在，但勢力已不足以對影響勞工最顯著的議題揮發影響力。

政經疆界的模糊也時常造成兩種感覺，「政府無能之感」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錯覺」。

關於「政府無能之感」，許多都是政商互利造成的結果。當媒體大篇幅報導某些存在良久的社會問題，公民開始慎思問題的癥結點，並要求政府以行動做出改善。常常這些問題將需要透過立法來改善，而往往這些主張將危害到某些企業的營運利潤(例如，保障勞工的條例或環保條例提高部份企業的成本)，這時企業可能求助它平時在政治上的「投資」，利用公關手段在政治圈內組織立法的反動勢力，最後造成我們在台面上看到的，政治人物義憤填膺的承諾改善，卻沒有改革之舉，一段時間後問題依然存在而大部份的人對此的記憶已失蹤。對這一切的體認成了所謂的「呼口號」，造成了「政府無能之感」。
大眾選民的注意力維持時間很短，為了吸引讀者與觀眾，媒體總是迅速轉移至下一個「本週醜聞」。這些問題就更迭登場，出現在大眾話題，再迅速被遺忘，直到下一次再被無助益的提起。

『
擁護團體(ex.環保團體)欠缺動員的資源，就連動員那些暫時發怒者、並把這些憤怒轉化為持續持續政治壓力的作為都很有限。
』

企業利用公關手段不僅可以在民主的立法程序可能威脅到他們的營利利潤時提出反擊，還具備了主動攻擊的能力，有時還拿一些義憤之詞作為盾牌，混淆大眾視聽。舉例而言，美國的立法殿堂上曾掀起過一波線上賭場的爭議，許多企業站上同一陣營反對，慷慨激昂地指責線上賭場如果成形，將給國民與下一代國民帶來多麼負面的影響。怪異的是，這例子中沒有反對企業的代表質疑拉斯維加斯林立的賭場，「實體賭博」難道不會在國民心靈上造成例如沉迷、投機心理、傾家蕩產等負面影響? 因為這類立法爭議非以大眾福益為核心目標，它只不過是表面上的目的，只不過是托辭，這些攻擊線上賭場的企業其實是為了消除市場上的競爭勢力。這些企業可能擁有賭場，但大多數的情況是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觀光業維繫了許多產業的生計，若線上賭場順利成形，將影響拉斯維加斯的觀光相關收入的總營收，包括某些企業的利益，這些企業在威脅下合理地群起反抗。
這正是利用前些時侯我們討論到的「軍備競賽」獲得的「軍備」，以大眾利益為旌旗，敲鑼打鼓撻伐一方。而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提高特定業者的獲利，排擠其他業者。
既然企業會為了「大眾利益立法謀福」，同樣，它們也會「負起社會責任」，贊助某些活動或是公告一些營運精神吸引大眾的稱許，如此作為不全然代表企業將永遠追隨這些的宗旨，不代表公民可以依賴企業良知以解決社會問題。要知道，企業存亡的決定關鍵是股東的資助與消費者的選擇，為維繫市場上的存活，企業不會把錢投到井裡，做些消耗己身利益的事。由於大眾的注意力維持時間甚短，許多表面上「負起社會責任」的企業美德展現(「負起社會責任」的慈善行為或是「經營理念」等自銷手法)實際上只是吸引大眾注意力的策略，博取一些掌聲，並將注意力轉移開該透過公民立法限制企業行為以解決的問題焦點，先發制人地避免這些措施(ex.立法限制或規定產業行為)真的付諸實施。

如此可見，為解決現今社會上的問題，我們得區隔企業與政府，把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區分開來，並捍衛兩者之間的界線。

Past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所謂的「接近完美的黃金時代」，為什麼榮幸獲得Reich如此的封號。

(Present裡所描述的是普遍經濟自由的民主國家所面臨的現實，而這段Past描述的是一九零零到一九五零、六零年代的美國政經社會)
如前所述，此時的社會支柱為「工會」、「企業」與「政府」三足鼎立平衡。
此時的企業為「寡頭經濟」，意味著少數的大公司存在於自由市場上。工業化革新與市場需求使得企業的興起需要龐大的資本，才足以在市場上運作，而這往往成為進入市場的障礙，使得只有少數合資與併購的大企業能在市場上生存。這或許會使人憂心的猜測寡頭可能具有的壟斷力量，此時「社會性協商」的三足鼎立機制的存在打破了這些疑慮。
「企業」與「政府」之間，管制當局對那些能夠獨佔提供給大眾的重要服務事業的企業訂定價格與標準，例如水電能源、特定航線班機、卡車、鐵路、電話等。負責確立與執行保障社會總體利益的章程。此時的「工會」我們可視為大多數公民的代表，因為這個時候社會上中產階級的比例極小，且社會上佔多數的受薪階級沒有本錢和機會進入金融體系成為投資人，大家都還是單純的儲蓄者。因此「工會」與「政府」之間，便見公民與政府的治權與政權互動，也因此時不見「企業政治上的軍備競賽」干擾民主政治程序，「政府」能充分象徵「工會(公民)」的民意。
「企業」與「工會」之間，工會亦透過集體罷工與協商談判替受薪階級爭取基本的利益，此時的勞動力為各個大規模寡頭企業生產得必要要素，工會的力量不容小覷。(值得一提的是，白領階級的薪資所得也取決於服務年資，而非個人努力；工會為藍領階級簽訂的工作契約也規定隨著年資調高工資，這種作法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在於這種預測的升遷軌跡不僅有助於企業預測生產成本，也有助於家庭規劃未來。)三者協調久而久之，產品市場與要素市場上的數目字就如同當時的社會，有一定的穩定度，這似乎是一種「協商式的計畫經濟」。多者之間的抗衡力量(countervailing power)有助於強化經濟的自動調整能力，並因而減少了尋求政府單一角色的整體性控管或計畫的數量。勞資雙方共同分享與分擔確保整個社會大眾福祉提升的功能與責任。

在這個時代，除了主要的「工會」、「企業」、「政府」三者力量，社會上的利益團體也是政經社會上重要的影響因子，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道爾(Robert A. Dahl)也在其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民主理論芻議》(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中強調，民主制度在美國特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於當時，美國的民主制度擁抱許多這類利益團體。
這就是基礎公民教育裡所謂的「多元團體理論」，每個團體分別代表一個政治少數族群。由於它們必須彼此結盟，才得以達成任何目的，維持整個體系彈性與敏感反應力。其結果是，國家既非由多數族群、也非由少數族群控制支配，而是由多元族群共同統治。

『
聯邦政府對最富有者和公司課徵高邊際所得稅率，稅收中有一大部分被用在對抗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國防上。所謂的國防，廣義地泛指全國公路網路系統、高等教育、新技術的發展、航太產業的大型合約，以及為美國大型企業拓市場和保障天然資源取得的外交政策。
這種民主資本主義促成幾項重要結果：一，大的規模經濟產生高生產力，進而創造高獲利；二，創造數千萬份穩定就業；三，獲利廣泛分配；四，數千萬消費者使用這些獲利分配的大禮來購買空前量產的產品與服務，進而穩定了大規模生產的經濟。
』

「接近完美的時代」穩定就業，長期之下，創造了一大群不斷增長的中產階級，創造消費能力，穩定了政治體系。這是個政經互相影響的充分循環。此些時候累積了財富的儲蓄者，在金融社會中，兼得了「投資人」的身分，從單純的受薪階級，成為「消費者/投資人」+「公民」的雙重角色。
前進至Present似乎是「後接近完美的時代」必然的走向。

Present II

股票是什麼?
它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據，股票上市給予投資人投資上的選擇，購買或轉售。股票就像商品，價格會漲會跌，受人為與自然因素(包括大型疫情等)有利或有損地影響而出現價格伏動，投資人在此差額之間買賣，賺取投資利息。
但是股價反映的是預期股利，不是目前的股利。股票可以透過人為操作而形成表面上「虛」的數字。例如，若當某公司營運上出了問題，為不讓這些狀況流入投資人耳中，使得投資人對投資該公司的信心下降轉而將金錢投入公司的競爭者，該公司可以運用欺騙的會計手法來隱瞞問題(至少暫時隱瞞)。

很多人購買股票時，會自然促使股價上漲，導致投資人在預期上漲的心理因素作用下，會想購買更多股票。在這種情形下，股市終於泡沫化。

投資股票，非人性有所改變，而是資本市場結構發生了變化。新技術的問世和管制鬆綁結合起來。促成這一切的因素是以往不存在的機會。把「機會」混淆為「貪婪」，形同把「慾望」與「可得性」混為一談。

投資人便是藉由股票投資的選擇給予企業壓力，加上消費者對於低價與品質的要求，還有進步的科技投入商業運用，造成了商業競爭、產業精進的傾向。
經濟學家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稱此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在創造更先破有創意的器物的同時，破壞(改造)了原有的器物、制度、價值觀，這是自由競爭的結果，也是經濟活力的要素。

創造性破壞帶來好與壞的影響，一方面我們有機會享受更方便更豐富的生活，一方面「享受」尚未有平衡的新制度出現的混亂，包括貧富差距擴大、景氣不穩定、環境問題的造成…。舉貧富差距擴大而言，資本主義創造出特權代代延續的新貴族，滋生某些人的憤世嫉俗。不過，錯不在超富者，總的來說，是市場造成了這些怪異的結果；而市場正是身為消費者和投資人的我們所驅動促成的

對於這些「外部成本」，大多數人都是「三心二意」的：身為消費者和投資人的我們想要好交易；身為公民的我們卻又不樂見伴隨好交易所產生的負面惡果。這之上，我們的市場決策和社會影響顧慮是區隔開來的，這是超極資本主義的基本面貌。
舉例而言：
『
很多嬰兒潮世代非常關切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對氣候的影響，氣憤大公司持續排放二氧化碳，也惱怒拒絕採取行動的政治人物。可是，這些嬰兒潮世代自己當中就有不少人開著四輪傳動的休旅車到處跑，更有錢一點家裡甚至有第二、第三輛車。這些人的生活型態需要消耗大量能源──佔地寬廣的住家終年維持舒適的溫度，超薄電視、無線音響、按摩椅、漩渦式按摩浴缸等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大量廢棄的商品。他們也投資所有能夠獲得最高報酬的標的，不管過程中對環境造成多大的破壞。身為公民的他們真心關切地球暖化問題，然而身為消費者和投資人的他們卻同時在製造更多暖化效應。
』
(SoL：而事情未出現改善的動靜的原因在於公民對己身以「消費者/投資人」身分促成效應的事實的不知或不面對)

然而我們不能嗇責彼此「道德缺陷」或「自適枉他」，這純粹是現今機制的不平衡的結果。民主資本主義的舊機制和那些機制提供的協商談判已不復存在，但並未出現新的機制取代。為公民聚集力量的途徑已經是斷橋一座。因此，通常勝出的是身為消費者和投資人的慾望，因為身為公民的我們缺乏有效的表達工具這是「超極資本主義」中，「極」的本意，意旨「消/投」身分的力量遠大於公民身分的力量)只能以慷慨激昂的言詞抨擊錯誤的對象。這是在超極資本主義年代裡嚴重的民主危機。

Future

當資本主義走向「超極」，除了自由經濟所強調的「降低成本」、「滿足顧客」依然受到重視之外，其他各種社會價值都逐漸邊緣化，過去十分活躍的勞工團體、環保團體、消費者團體，影響力也日漸式微。這些現象表示，政治制度早該配合這種超極資本主義而有所調整。

絕大多數企業無法在不把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與投資人的情況下達成社會性目的。在欠缺法律要求所有公司、乃至所有消費者與投資人都做出相同的克制與犧牲下，個別行動不會發生什麼作用。
消費者與投資人一樣，對社會責任的關心程度還不足以令他們願意為社會責任做出財務犧牲。有將近五成的受訪消費者表示希望環境受到保護，但那是企業的責任，不是他們的責任。根據另一項調查，只有當環保產品的售價不高於一般產品、至少有相同水準的品質與性能、來自他們知道且信任的品牌、可以在平日光臨的商店裡買到、不需要顯著改變的使用習慣下，他們才會購買環保產品。

像這類問題，若沒有任何政治流程來做出裁決的話，答案會將完全失之偏頗。使企業變得更加負起社會責任，是正確的目標，但達成此目標的較佳途徑是使民主制度運作的更好。施壓企業，迫使他們變得更良善正直，這是解決複雜社會性議題的不負責任機制。在超極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未改變下，競爭優勢必然會轉移至尚未「善盡社會責任」的公司(個別撻伐沒注意到的廠商)，邏輯上來說，這是沒有止境的。
大部分的改革人士並未積極捍衛民主制度，以對抗超極資本主義的負面後果，而是把焦點放在尋求改變特定公司的行為上──讚美它們具有社會道德，或是抨擊他們不付社會責任。這些手段只促成了企業行為的些微改變，卻造成社會大眾轉移注意力，忽略了矯正民主制度的必要。與其東一槍西一劍的個別撻伐，透過民主程序劃定共同規則勝於利於他方的個別行動。

『
把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扳正的第一步，是了解到底什麼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

此等問題在短期內政治所需採取的解決方針有下：
1. 嚴格限制競選捐獻金額，連意圖影響立法結果的企業遊說與公關支出都應該訂定規範。企業也許會接受「休戰協定」，停止這類政治性的「軍備競賽」。一旦境況改變，「自發性善舉」帶給來的益處低於「善舉」成本時，它們就會停止。
只要政府官員及立法者仍然依賴這些企業，政治改革就無法達成。也就是說，制度無法從內部自我改革。偶爾被揭露的嚴重政治賄賂情事，的確引發足夠的公憤，促成立法者和政府官員鄭重承諾改革制度。一旦公憤消退，記憶變得模糊，承諾也就被遺忘。公民將民主握在手中並操作運用的方法是清晰思慮以堅持訴求、推行立法規定以解決問題。

2.『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梭羅(Lester Thurow)提出的構想是廢除企業所得稅，讓股東為企業替他們一切所得──不論此所得被企業所保留，或是已股利發放──繳交個人所得稅。這基本上就是揭示了企業的實際本質：股東的合夥關係。企業的所有獲利都被視為個人所得。
這種制度可以矯正兩個問題：企業將沒有人為動機去保留盈餘；較低所得股東繳的稅減低，較高所得股東繳的稅較高。這項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副產品是戳破普遍、但錯誤的概念：以為企業繳稅，因此有權參與政治流程。再一次強調，在民主制度中，企業不該有權利與責任，只有人才有。
』

3.工會、多元利益團體的振聲：『
讓納稅人每年有一定額度的所得稅扣抵額，我們可以把這些錢捐給任何替我們的公民價值觀(例如倡議提高工資、環保、對內涵性與暴力的影片及音樂施加限制等等)進行遊說活動的組織。
』


再來，公民本身長期的思維調整：
(不能把企業當人看待) 企業不該有權利與責任。(企業沒有個別的社會責任，企業不能進入立法殿堂)
民法上企業屬於法人，使得企業財產的權力之記存相對便利與公正，然而這個方法卻造成將「企業視為人」的企業角色謬誤。企業不是人，更不是公民，不具有公民才具有的許多種權力，例如參政權(特指其中的創制)或受益權(特指其中訴訟的權利)，試想，現今有力量進入立法地帶的企業多半可能是跨國企業，而跨國企業的執行角色跨越國界進入企業，允許企業擁有參政的權力就等於允許不屬於該國國籍的人士介入該國立法程序。

『
資本主義的目的是為消費者與投資人創造及爭取好交易，民主制度的目的是達成我們無法以個人身分或力量達到的目標。站在公民的立場上，利用民主力量解決問題。
嚴肅看待我們身為公民的責任，並捍衛民主制度。第一步、往往也是最艱難的一步：導正我們的思維。
』

後言就照我在樂班國文課讀書報告的說法吧：
書本的最後一面、最後一句話，對我來說可能是這本書的第二高潮(僅次於書本想表達的意念)，它蠻嚴重地影響我對這本書的最後觀感。就像吃頓大餐一樣，最後的甜點或最後上桌的飲料往往決定你離桌時的心情。
『導正我們的思維。』Reich說。
我對這句話的解釋(基礎於我對這本書的渉入)，當堅持並積極在某個點上有所努力的時候，不清晰的思維往往會領導人們做出與本身認定的價值或本身的目的相違背的行為。若在不清晰的思維下，這些行事的結果導致的不會是預期的結局。
說的更糟一點，這其實有一部份是在形容「我是我XD」(陳芊卉，或者你可以叫他下下屆台大亂入社社長)在此網誌上留過的留言中，「不用頭腦只用嘴巴的人」這種人。
在我的認知裡，釐清思緒的根本方法就是「知」的攝取，唯有透過對現象與狀況的透徹，才不至於做出些蠢事(這句話我斟酌了很久該怎麼表達，呵)。
記得人社營某日十四小隊的討論課，油膩膩大腸先生(本名蘇柏蒼，第八屆十四小隊隊員)是當天討論課的主席，提出了一個(對我而言)很廣的問題：『你(我們)為什麼讀書?』我相信當時我的表達應該沒有讓其他隊員很清楚，但是基本上就是我這邊後言所想表達的意思。